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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大千疯狂破坏敦煌壁画?
时间:2018-07-06     发布:admin

在以化名“方回”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,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。

傅斯年、李济致信于右任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,情形很严重

曾有不少人替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做过辩护

近日,有情侣因在故宫三百年铜缸上“画心刻字秀恩爱”而遭舆论声讨。不过,揆诸历史,为个人喜好而破坏文物这种事情,名人们干得也不少,只是或为尊者讳,或因现实利益勾连,大多隐而不彰。张大千40年代对敦煌壁画的破坏,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
1941年初,张大千率妻儿门生,抵达敦煌莫高窟“考察”。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。期间破坏壁画甚多。不过,对张的这一行为,迄今仍有不少辩护之词谬种流传。如有人以“亲历者”身份公开刊文:“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多年,据我亲眼所见,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,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。”更有张的友人谢稚柳辩称:“要是你当时在敦煌,你也会同意打掉的,既然外层已经剥落,无貌可辨,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,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?”①

这些辩护都站不住脚。张大千不但乱剥壁画,还乱在壁画上勾描,甚至题写自己的名字

之所以说上述辩护之词乃“谬种流传”,是因为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核心档案尚在,不容辩驳。兹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、李济给于右任信函如下:

“右任先生院长赐鉴:去年年底,济(李济)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,谓:卫聚贤君自敦煌考古归来,在成都公开讲演,有云: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壁画,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。惟各朝代之壁画,并非在一平面之上,乃最早者在最内,后来之人,于其上层涂施泥土,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,故先绘最上一层,绘后将其剥去,然后又绘再下一层,渐绘渐剥,冀得各代之画法。冯、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,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,未能计及。盖壁画剥去一层,即毁坏一层,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,而对于整个之文化,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,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。斯年(傅斯年)等得此函后,对于冯、郑二君之意见,深表同情,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,冯、郑两君未尝亲见,仅凭卫君口说,或有失实,深恐有伤贤者,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。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,亦作同样说法,斯年等亦未以奉陈。本年夏,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,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,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,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,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。九月间,由渝飞兰,西至敦煌,顷接其来函,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,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。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,益以子侄、学生之助,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。壁画有单层者,有数层者;数层者,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……‘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,命儿子心,率同画工口口、李富,破三日之功,剥去外层,颇还旧观,欢喜赞叹,因题于上。蜀都张髯大千。’又,临摹之时,于原画任意钩勒,梯桌画架即搁壁上,如何损及画面,毫不顾惜。向君认为此种举动,如尚任其继续,再过二、三年,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,因草成《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》一文,寄来此间,斯年深觉向君此文关系重大,埋没可惜,故油印廿余份,分送有关艺术之友人……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归国有,设立管理所之建议,及斯年之附注意见,亦冀大力劈画促成。庶几国家重宝,得以永存……”②

从这封信中,可以看出,张大千破坏壁画一事,自1941年他率团队抵达敦煌后,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,而且告状信很早就递到了傅斯年和李济手中。但傅、李二人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,更碍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,在未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,没有采取行动。直到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考察团前往敦煌,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,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,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“蜀都张髯大千”……向达深感“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”,向傅、李写了详细的报告,傅、李二人才以联名函的形式,请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张大千。


1959年于右任(前排左)、张大千(前排中)、张群(前排右)合影


著名史学家向达,是阻止张大千将敦煌壁画破坏殆尽的最大功臣

教育部考察团目睹了张大千不按原图临摹外层壁画,被毁壁画永难再现

傅、李信中提到“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,亦作同样说法”,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。张大千率自己的团队在莫高窟“考察”时,该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。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,很不以为然。王说:“我们(临摹的)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,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,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,是‘恢复’原有面目。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,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,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,加以恢复原貌,但是否真是原貌,还要深入研究,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,十分刺目,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,显得有些‘匠气’和火气。”③换言之,张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,留下了临摹稿,但他的临摹,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,相反,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“还原图”,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,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“还原图”。

向达目睹张大千因个人喜好,“大刀阔斧,将宋元壁画砍去”

向达向傅、李二人反映张大千对文物的破坏,傅、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转述时,是做了弱化处理的。姑引一段向达致傅斯年书信原文:“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,盘踞此间,已历年余,组合十余人,作临摹工作,任意勾勒原画,以便描摹,损坏画面,毫不顾惜。且以洞窟作为卧室,镇日关锁,游人裹足。尤其令人愤慨者,为擅自剥离壁画。张氏崇拜北魏、隋、唐,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,凡属北魏、隋、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,辄大刀阔斧,将宋元壁画砍去,以求发见隋、唐作品年号、题识,唯日孜孜,若恐不及。似此更二三年,千佛洞遭罹浩劫,将不知伊于胡底矣!”④

被砍掉的壁画彻底损毁,露出的新壁画也多因毫无剥离技术而残破不堪

在给曾昭燏的书信中,向达对张大千破坏文物的行径,有更细致的描述:“临画本是佳事,无可非议,而此辈对于壁画,任意勾勒,以便描摹,梯桌画架,即搁壁上,是否损及画面,毫不怜惜。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,镇日上锁,观者裹足。而最令人愤恨者,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。千佛洞各窟,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、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。画面偶尔剥落破损,原来面目,暴露一二。张氏酷嗜北魏隋唐,遂大刀阔斧,将上层砍去,而后人重修时,十九将原画划破,以使灰泥易于粘着。故上层砍去后,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,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。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,窟外经宋人重修,张氏将宋画剥去,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,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,下乃一无所有,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,不可收拾矣。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,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,是国家所有,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。张氏何人,彼有何权,竟视千佛洞若私产,任意破坏,至于此极?此而可忍孰不可忍!”⑤


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《隋 文殊问疾》(部分)


在稍后以化名“方回”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,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:

“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,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。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,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。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,便大发其历史癖,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,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。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,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,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,剥离之后,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。即或下层未被剥坏,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,一经剥离,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,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。所以剥离壁画,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,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,个人的意见,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。随便剥离,往往得不偿失,后悔无穷。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,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,以免损坏画面,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,用不着一一细说。但是很不幸的,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,没有人能劝止,也没有人来劝止,眼见得千佛洞壁画,再过二三年,便要毁坏殆尽了,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。”⑥

虽于1942年底遭曝光,但张大千手眼通天,仍迟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

但是,向达的大声疾呼,并没有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到1943年4月,才有甘肃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,请他“转告张君大千,对于壁画,毋稍污损,免兹误会。”与此同时,张被聘为“敦煌艺术研究院”筹委会委员。该年11月,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迟迟离开敦煌。就现有材料来看,张大千及其团队,对敦煌壁画的破坏,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,至于破坏总量如何,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,今日已难详细考证。⑦学术界针对此事,当日曾有感慨:“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,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,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,以于髯(于右任)为护持,张大千为主干,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,恐为一疑问。”⑧

事实上,除破坏壁画一项外,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。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,“据我所知,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,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,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,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。”⑨


甘肃榆林窟外景,1943年。罗寄梅摄。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


注释

①李永翘,《张大千年谱》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,1987,P482-483。②该函原件现藏台湾中研院;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张大千的控告函,写于1941年12月20日,原件亦藏于台湾中研院。③王子云,《从长安到雅典:中外美术考古游记》(上),岳麓书社,2005,P70-71。④⑤向达致傅斯年函,1942年11月5日。向达致曾昭燏函,1942年11月5日。⑥向达,《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》,重庆《大公报》,1942年12月27日、28日、30日连载。⑦向达曾撰有一份《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》,但不知现存何处。见荣新江,《惊沙撼大漠——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》,收录于《向达学记》,三联书店,2010。⑧汤用彤致胡适信,1943年1月19日。⑨贺世哲,《对张大千“不曾破坏敦煌壁画”之质疑》,《敦煌研究》2001年第01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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